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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画报》封面秀:文革后“人民”开始增多正文

类别:相册封面 | 点击: | 日期:2019-03-03

  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摄影双年展,有一组《人民画报》创刊60年来的封面照片长期占据了大厅整整一面墙。

  《人民画报》从1949年就开始筹备,创刊于1950年,画报负有对内对外宣传功能,也是新中国第一份采用彩色照片作封面的刊物。1952年,《人民画报》就开始有英文版,到197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包括4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内,共有23种文版。内容大同小异,封面也基本上一样。1970年代,画报最兴旺的时候,发行量曾达到每期130多万份。

  即使在“文革”中,它也照常发行。享有这一特殊待遇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这60年的封面被策展人、《中国摄影》编辑孟韬挑出,以“国家·六十年”为主题展出。

1950年创刊号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50年创刊号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57年3月号,《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画卷,唐代画家周昉绘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57年3月号,《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画卷,唐代画家周昉绘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70年8月号增刊,毛泽东语录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70年8月号增刊,毛泽东语录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67年7月号,毛泽东和林彪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67年7月号,毛泽东和林彪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57年4月号,电影明星白杨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57年4月号,电影明星白杨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74年10月号,六岁时就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担任报幕员的薛白,后来是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74年10月号,六岁时就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担任报幕员的薛白,后来是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83年10月号,高考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83年10月号,高考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93年1月号,巩俐 《人民画报》社供图

1993年1月号,巩俐 《人民画报》社供图

2009年6月号,H1N1流感 《人民画报》社供图

2009年6月号,H1N1流感 《人民画报》社供图


  “文革”前:人民是“工农兵”

  《人民画报》老编辑孙桂琴在创刊之初就到了画报社。中央为了创办《人民画报》,从《东北画报》和《华北画报》抽调人才,她从《东北画报》被抽调来。

  创刊号的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形象。那本来是一张黑白照片,画报用人工着色,再添上红旗背景,增强喜庆气氛。

  “当时很自然地想到要用毛主席的形象。”《人民画报》是1950年7月创刊,就是为了能赶上庆祝“党的生日”。

  毛泽东特意为这份画报题字。孙桂琴记得当时他写了好几遍,然后把他最满意的划上两个圈,次满意的画一个圈,还有几个没有做任何标记,一并交给画报社。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是1954年进入画报社的。他对1950年代画报封面风格的总结是,工农兵的形象占据主要地位。

  当时中国正强调工人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虽然也会出现文化人士、演员、运动员的形象,比如齐白石、容国团,但从数量看,只是个别。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中央开始调整党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时期画报的封面,文化、艺术、体育题材的照片显著增多,画面也都比较轻松活泼,跟政治形势关联不大。像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气候学家竺可桢都上了封面。

  老编辑孙桂琴最怀念的是廖承志领导《人民画报》的那段日子。那时丁聪是《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

  廖承志曾经特意召集画报的领导和主要编辑开会,跟他们讲画报的性质和特点。孙桂琴记得廖承志那时显得很“懂行”,“思想也很活跃”。

  《人民画报》风格一度明显活泼,思想开放,形式灵活。1957年第3期,用的是古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作为封面,“非常新颖和雅致”,让孙桂琴印象极为深刻。用这种题材作封面,在当时也算开风气之先。

  策展人孟韬认为,画报的封面照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影像而是宣传影像,在成为国家画报的封面时,它已经从摄影的记录特征中抽离出来,演变成一种宣传模式。”

  封面照片内容要求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情绪和典型瞬间。为了实现完美构图,“摆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老副社长曾湘敏去拍过天津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小靳庄,正碰上某个报社的两个记者在“摆拍”。他们要拍摄妇女主任跟村里的“知青”交谈,把缝纫机放在门口,还在墙上挂了个草帽。两人从镜框里往外看,把草帽“再高一点”、“再低一点”,让曾湘敏觉得像在画画一样。

  他还看到有人拍陈永贵“月下谈心”,是在河里刻意安上木桩,让村支书找来小青年坐在木桩上,脚伸到水里玩水,要重现之前“谈心”的场景。结果发现月光不够,河上的柳树枝桠太密,就把柳树像剪头发那样把树枝削薄。

  曾湘敏记得《人民画报》没这么明显的“摆布”过。但一位老编辑也教他,什么叫“抓拍”,就是“抓过来拍”。

  他有一次去工厂采访,当时看着某台机器造型不错,而且又临近窗户,光线也好,就想在那个位置拍照。结果厂里不干,说操作这台机器的工人出身不好,把另外一个先进工作者调换过来,让曾湘敏拍他。

  “文革”:只有毛主席

  对这729幅封面,策展人孟韬最大的发现,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形象大规模出现。比如1967年全年12期,都是用毛泽东的形象作封面。

  这让孟韬感受到当时对领袖的狂热崇拜的气氛。“选用毛泽东形象,大概是当时最没有政治风险的呈现方式。”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文革”期间在画报社当摄影记者。1967年全年是“毛主席”封面,1970年甚至还直接在封面刊登“毛主席语录”,这些如今看来“非常规”的举动,在“文革”的背景下,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时人们把是否突出领袖的形象,看成检验是否忠于毛主席思想的标志。要是有人敢对此提出非议,立马会被视为“反对毛主席”。

  整个“文革”十年,《人民画报》封面的发展也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阶段。1966年到1970年是前一阶段,封面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形象,也有他跟其他领导人的合影,但仅限于林彪。林彪出事后,就只敢单用毛主席的形象。

  曾湘敏1973年进入画报社当摄影记者时,画报封面已经不那么“紧跟毛主席”。相对于前期,政治形势已有所缓和,不会再有人主张全年都用“毛主席”作为封面。

  曾湘敏拍的第一个“封面”是在他进报社一年后。1974年,他去看南京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8年改名“小红花”艺术团—正好有个小姑娘在学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把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唱得有板有眼。曾湘敏当时抓拍下的场景,被用作当年10月刊的封面。这个小姑娘就是日后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薛白。

  江青有一段时间对摄影非常感兴趣,《人民画报》1971年七、八期的合刊,里面70%的照片是江青拍的。那期的封面用的是一张绘画作品,画的是1936年在陕北的毛泽东。

  江青照片专辑的名称叫《大海》和《俊林》,除了女民兵、工人的题材,里面还有一张林彪学“毛选”的照片。曾湘敏记得有一部跟周恩来有关的电影,里面有个情节是江青给叶群打电话,说林副统帅的照片已经登在画报上了,指的就是这件事。江青后来还送给画报一台东德和瑞士合作生产的哈苏照相机,在当时也算是稀缺品。

  由于这期画报有江青参与,非常特殊,好几年前,曾湘敏就听说收藏价格涨到了两千多块钱一本。

  “文革”期间,周恩来还给《人民画报》审过稿。起因据说是因为那时政治气候莫测,比如陶铸,本来是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忽然就被打倒,成为刘少奇、邓小平之下的第三号走资派。

  《人民画报》担负内外宣传重任,这些“错误”当然不能犯,就把重要稿子送到上面把关。但当时文化部、宣传部也都拿不准,怕犯政治错误。到1969年3月,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主动要求给《人民画报》把关。

  也有传说,当时江青对画报等几份报刊很在意,想左右言论。周恩来也是以此来对其有所牵制,控制“极左”言论。

  看了两年多,到1971年,周恩来身体渐渐衰弱,就请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来继续他的工作。

  《人民画报》后来搬过几次家,周恩来批示的许多原件已找不到了。毛泽东给《人民画报》题字的手稿,也差点遗失。还是曾湘敏有次到图片室翻资料,从故纸堆翻出了手稿。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些手稿被要求上交中央,画报就只保留了复印件。

  “文革”后:“人民”开始增多

  1971年之后,《人民画报》封面上“人民”的意味开始增多,封面已经不局限于刊登领袖肖像。样板戏剧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场面也登上了画报的封面。

  改革开放后,《人民画报》的封面取材更为多样。体育题材露脸机会增多,比如1979年3月号的“第八届亚运会”、1980年8月号的“中国女排”、1984年11月号的“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风景花卉、少数民族、绘画,在《人民画报》封面登场次数也渐渐增多。

  1990年代,随着国内新闻不断发展,《人民画报》也开始沿用比较职业的新闻操作方式,开始操作“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等类型,尽量让封面图片跟内文相关,甚至有时是重点报道的对象。

  当然,随着总编的换任,封面的风格也会有些许变化。比如可能某位老总喜欢花卉,那段时间的封面就会多以花卉为主题;看重明星效应,明星脸就会明显增多,从1987年陈晓旭以林黛玉的形象登上画报封面开始,拍完《秋菊打官司》的巩俐、在《红河谷》出演藏族公主而闻名全国的宁静,这些当时很受欢迎的女明星也都陆续成为画报的封面人物。

  1999年开始,《人民画报》封面对世界性的话题有了更多的关注。而灾难事件,也破天荒出现在封面上,有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

  由于生产周期长,《人民画报》的报道一般要滞后两个月才能刊出,最长延迟了4个月,现在要20天。

  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时,当时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条件有限,印刷要一个多月。而之前的采访、编稿、审稿、设计、制版等流程也很耗时。

  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马卡里奥斯访问中国,毛泽东依照惯例接见了他。《人民画报》在内文中按统一规格刊登了毛泽东与马卡里奥斯会面的照片。

  那期刊物还没发行,塞浦路斯就发生政变,马卡里奥斯被赶下了台。刊物已经印出快100万份。幸好一周后,马卡里奥斯的军队又把政权夺回,他重新当上了总统。

  画报还遇到过险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到11月,画报才登出悼念专题,那时“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9月毛主席的追悼会的照片有他们。后来把这几个人修掉,那一排中间空了几个位置。

  “上面不说我们敢做啊?这个肯定是上面说了算。”曾湘敏后来问过当时的设计人员,人家这么告诉他。

  有一次是已经印刷的报道文字出了问题,画报就全社上下动员,到国图公司的书库里,每人一支笔,把画报里有问题的人名给涂掉。

  这些年,《人民画报》仍然为出版周期所苦,追不上时代的变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在国内上下激起抗议。二十多天后,《人民画报》在6月号登出此事的封面报道。

  封面照片是一个学生举着牺牲人员的遗照,参加抗议游行。“应该说很快吧。但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有点缓和了。”曾湘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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